自孝文帝迁都洛阳((年)，历孝文、宣武、孝明、孝庄、节阂、孝武六帝，于孝武永熙三年(年)终，历时42年。

孝文、宣武及孝明帝前期是北魏国力上升的阶段，也是北魏政权对洛阳区域经营的主要时期。川本芳昭认为，孝文帝改革的实质是北魏王朝的中国化。因此，他主导下的洛阳都城营建，实质是胡人政权在中原礼制文化下进行都城总体规划并营建各类必要场所的过程。公元年十月起至次年，洛阳恢复了汉魏故城、宫城，修缮了宫殿、园林，并增修了金墉城。

孝文帝还废除了鲜卑族在西郊祭天的传统，转而延续魏晋时期南郊的礼制建筑，以迎合中原文化。而后，宣武帝时期的公元年又修筑了洛阳外城，新增三百余坊以容纳都城庞大的人口。吴良镛认为，迁都前的国都平城“胡风国俗，杂相揉乱”，是拓跋氏文化转型过程的象征，而北魏洛阳则真正是一座汉化的城市，在大尺度空间建立礼乐秩序，并对之后中国都城区域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农商业方面的发展同样受到汉化的影响。鲜卑原属游牧民族，而孝文帝政府却树立了“农为政首……务农重谷、王政所先”的农本思想。政府推行的“均田制”在维护地主阶级的同时，又将更多的农民与土地绑定为一体，带动荒地的开发，这在一定程度促进了洛阳区域农业景观的发展。

由于北魏政权原本的游牧属性，导致洛阳区域及其周边还有一定量的牧场，加之这一时期北方气候向寒冷转变的趋势，导致洛阳区域整体呈现农牧景观交错的形态。政治和商业地位使得洛阳商业在北魏快速恢复，设有三市(大市、小市、四通市)，并有招接四方来归外族的四夷馆。

各市场和四夷馆繁茂的经济状态促成了它们周边独特居住区的形成。此外，孝文帝时期还修缮了区域水利系统，特别是堰洛通遭工程，在服务城市与农业生产的同时，也为通过水路南下的准备。

孝明帝于公元年即位，至年，元又、刘腾发动Z变，这是北魏由盛到衰的转折点。此后北魏一片混乱，公元年，北魏分东、西二魏，洛阳成为两国争斗的中心。至此，短暂繁荣的北魏洛阳又一次遭到了灭绝式的破坏。

佛教文化的蓬勃兴盛，是北魏时期的重要特征。北魏佛教景观的营建同时存在于城市和自然山水之中。早在平城时期，不仅城市内部营建有大量寺庙，还在城市西郊武周山南麓开凿云冈石窟。至北魏洛阳，佛教景观的发展达到顶峰。洛阳最多时有佛寺所，胡僧多人。

《洛阳伽蓝记》形容了当时洛阳城内佛塔林立的盛况。金刹与灵台比高，广殿共阿房等壮。大量佛寺的营建改变了城市的居住环境，寺庙不仅与民宅相互混杂，还依托其强大的势力侵占民宅。北魏末年随着兵役、摇役负担的增重，更多的人离开家庭来到寺院，这还对洛阳区域原本的农业、商业造成了巨大的打击。

在洛阳城正南的东西两个重要自然标注物——嵩山北麓与龙门之上，北魏时期分别于公元年修建少林寺和不晚于公元年开凿龙门石窟的北魏部分(宾阳三洞、火烧洞、莲花洞等，北魏开凿石窟占龙门石窟总数约30%。龙门石窟的营建与洛阳时期的祭祀场所一样，都由平城时期的西郊转移到了南郊。这既是对王朝传统的延续，又是汉化下的革新。

北魏时期佛教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已经从士人阶级和普通民众转移到了统治阶级之上。由于统治阶级的巨大权力与财力，才能够推动渚如龙门石窟、永宁寺、景明寺等大型佛教场所的营建。短期内看，这些举动极大的丰富了城市内外的区域景观，推动了佛教艺术和山水文化的发展。但从其社会本质上而言，则消耗大量人力财力，推动了寺院地主这一剥削阶级的产生，这也是北魏王朝后期衰落的原因之一。

人口的突变

自西晋灭亡，洛阳成为战乱的中心，人口锐减。依葛剑雄研究，在孝文帝迁都之前，北魏原有人口不足5万，迁都洛阳后的公元年，洛阳应有万人，其中由平城迁入万，各地招募宿卫10万，家属5万及原有人口5万。政治性人口迁徙带来的人口数量突变对北魏洛阳的人地关系带来了极大的压力，尤其是居住和饮食两个基本方面。居住环境需求的增加促进了洛阳外城郭的兴建，以规划更多的里坊供都城人口居住。而对于粮食问题，则是通过转换皇室苑囿、牧场为农田予以缓解。公元年，高欢迁四十万户洛阳京哉地区人口至邺城，这也宣告了北魏洛阳时代的终结。

区域社会群体对景观系统营建的影响

人是社会变迁的根本原因。对东汉至北魏时期洛阳区域景观系统营建的产生社会影响的人群大体可分为3类:以皇室、贵族为代表的统治阶级和地主阶级、士人阶级及普通民众。

①皇室贵族代表着统治阶级和地主阶级有着强大的权力，并拥有足够的财力、人力及物力，以推动区域及城市景观系统的营建。不同阶段统治阶级自身属性的差异导致了意识形态的区别，从而对洛阳区域的景观营建产生了不同的影响。东汉统治阶级的兴起依仗地方豪族，并对西汉以来的儒家传统进行了继承；曹魏属于非儒家的寒族出生，冲破了儒家束缚，以法家治理国家；西晋又重新代表儒家贵族的势力，重孝礼，性奢豪；北魏则来自北方的鲜卑，以少数民族的身份推行汉化。

因此，东汉至北魏时期的洛阳区域实际是各统治阶级不同意识形态直接或间接影响下，各时期景观系统的迭代和叠加，以及对区域及城市整体景观结构的不同调整。与此同时，统治阶级进行区域景观营建的具体内容，又有着相似的目的。一是为了显示皇室的地位，构建都城区域应有的礼制空间结构；二是为了满足皇室特有的行政与居住娱乐需求。

具体而言，皇室贵族规划了都城区域与城市的主干结构和空间关系，营建宫殿、皇家园林、礼制场所、陵墓、寺庙等皇权场所和军事关隘、大型水利工程等都城重要的支撑系统。地主阶级也多占用土地，兴建庄园、别业等场所并经营大规模的农牧业生产。同时，统治阶级还能够颁布各类经济发展的相关政策，甚至在战时推行渚如屯田一类的国家强制手段，影响、控制区域中聚落、农业、水利等方面的景观类型和发展趋势。

②士人代表文人阶层，象征着受到文化教育的精英社会群体。士人是传统文化的主要创造者和发展者，他们主要从事各类学说(儒学、经学、玄学等)、历史、地理等研究并进行文学、书法、绘画等艺术门类的创作。以文化发展作为驱动是他们对景观系统影响的主要方式，例如《二都赋》、《二京赋》等文学作品对都城内外的景观特征进行了总结，并且对其中所蕴含的文化礼制、政治思想内涵进行了思考。

又如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士人对区域自然美的发现。此外，自佛教传入至后赵佛图澄之前，佛教在中国的发展主要还是依靠民间信徒的力量，受到地主阶级及士人阶级的资助而发展。可见士人阶级推动了各类文化在区域中的传播，而大多文化通常在区域中又有相应的空间载体(礼制场所、山水环境、寺庙等)，于是便促进了相关景观系统的营建。

③普通民众是社会的主体，他们象征着生活于土地之上的人类对生存最基本的需求一一生产与生活。无论是依附于统治阶级、地主豪强还是以自身为个体独立生存，大部分普通民众的经营对象都是他们自己所居住的各类聚落和进行生产的土地，此外他们也是区域中各类大小营建的直接参与者。

三类社会群体之间还有着复杂的相互影响关系。统治阶级的营建活动会压缩区域中士人、普通民众的活动范围。特别是皇家园林、皇室兆域等大体量场所的营建，会占用大量土地条件较好的空间。同时政府的法令也会对其它两者的各类活动方式产生一定的影响。文人阶级所倡导的各类文化观念，亦会对皇室贵族、民众产生影响，从而潜移默化的影响各类景观要素的选址与风貌。普通民众则是以皇室为代表的不同政权之间斗争的主要受害者，为了躲避战乱，谋求生活，民众往往不得不投靠贵族或避难至更加偏远的地带，流离失所或者营建新的聚落。

另外，部分景观系统的发展是在区域各类人群共同作用下所形成的。例如统治阶级是区域中各类大型营建活动的推动者，位居要职的士人阶级则多作为具体实施者(规划、设计)，而普通民众则是主要的劳动力。又如北魏洛阳城市内外的寺庙景观。依据《洛阳伽蓝记》的记载，各寺庙分别由皇室、渚王、各类官员、僧人和普通民众营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