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浪底往南返洛阳，午饭后东折，赴登封少林寺。

公元年，那个在云岗、龙门凿窟的北魏孝文帝为到中国传教的天竺高僧佛陀，在嵩岳少室山南麓建寺，寺处少室山林中，故名少林。但这个历史开端并不足以保证少林寺作为千年古刹的辉煌，如果不是三十年后另一位天竺高僧达摩的到来，这座古刹也许早已坍塌于丛林中，最多留下几块断垣残壁供人凭吊。

这个达摩和尚可大有来头。传说佛祖有一天在灵山传经，坐在莲花宝座上，接过信徒献上的一枝花，做了一个优雅的姿态，说：“同学们，今天就讲到这里，下课!”座下的同学们一脸雾水：讲都没讲就完了，您老不能这样糊弄人吧？唯有迦叶同学独具慧根，会心一笑。佛祖见了很高兴：这孩子聪明!当时就说“吾有正法眼藏，涅盘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付嘱摩诃迦叶。”佛陀于是将法门付嘱大迦叶，这是禅宗最初的来源。这“微妙法门”二十八传至达摩，在北魏时由达摩传至中国。达摩在少室山的一个山洞里“面壁十年”，潜性研究，创制了禅宗教派。从此少林寺成为了“禅宗祖廷”，在佛教界取得了特殊的地位。

与其他教派比，禅宗有两大特点：一是强调顿悟，二是发明了谈禅这种修持方式。禅宗以为佛性圆满，是个整体的大智慧，必须整体把握。要么不明白，要么全明白。就像母鸡下蛋，屁股一撅，就生下一个囫囵蛋，不能今天生个四之一，明天生个三分之一。所以对佛性的理解不能靠渐修，只能靠顿悟。所谓顿悟:就是在修炼的过程中，忽然有一天机缘成熟，如电光石火般照见圆满佛性，豁然开朗，悟得大道。这个说法好，相当于创立了一个成佛的快捷方式，就像微软公司发明出桌面操作系统，使傻瓜也能用电脑一样，为芸芸众生进入佛门，打开了方便之门。谈禅这种修持方式则是通过修行者之间的盘诘、诱导，获得某种启示，以接近佛的大智慧，这种谈话纪录称作“公案”。禅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用说明文或论说文的方式是无法传达禅意的，只能以一种诗意的比喻，拨动你某一根神经，庶几触及到些许真实。谈禅的产生大概与魏晋时期士大夫间擅清谈、玄风大盛的社会风尚有关，是佛学吸取老庄之学的产物。由此佛学文人化，在广大知识分子中占有了市场，从此谈禅成为中国文人的一种高雅的或假装高雅的生活方式。禅宗通过前者实行了平民化，通过后者实现了文人化，完成了中国特色的改造，成为中国最大的佛教宗派。这种中国特色的改造，对于佛教在中国的传播自然是大有裨益，但对中国人思维的发展却不是一件好事。中国人习惯于整体性思维，不屑于锱铢必较、分条析缕。亚圣孟子颇具代表性，他写文章，专以气胜人，不以理服人。佛学中的某些宗派如法相唯识宗的因明之学，充满了逻辑推理和对认知科学探讨，是中国思想中本来缺少的东西，其传入对推动中国人思维的进步大有好处。但禅宗恰恰舍弃了这些好东西。

佛法精妙，非我辈凡夫俗子所能略知一二的。俺也曾附弄风雅，找过一些公案来看，其中奥妙的禅意自然不是我能知道的，但颇爱其睿智、幽默的行文风格。它往往把人的思维逼到死角，使你不得不破墙而出或腾空跃升。其中有一个常用的法宝就是取消问题或偷换问题，有点像现在的脑筋急转弯。传说禅宗五祖弘忍要挑选接班人，让他的弟子们交作业，以成绩论英雄。大弟子神秀是公认的最优秀的学生，其学养修为远在诸弟子之上。他写了一个偈子，踌蹰满志地交上去了，偈子曰：“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常拂拭，不使染尘埃。”还有一个劈柴烧火的小和尚慧能也交了个偈子，偈子曰：“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弘忍以为惠能远比神秀悟得透彻，便把衣笨传给了惠能。侯宝林有一则相声叫《醉酒》，说的是两个醉汉有一晚在大街上碰到了，醉汉甲说醉汉乙：“你醉了！”醉汉乙说：“我没醉！”醉汉甲拿出一个手电筒，朝天空打了一束光柱，说：“你没醉就沿这柱子爬上去。”醉汉乙说：“你别来这一套，我懂，等我爬上去后，你一摁电门，把我摔下来。”那惠能就是这个摁电门的人，把神秀从半空中摔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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