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最近读马国川兄的《我与八十年代》，唤起了我对一个遥远年代的美好回忆。不同年龄段的人心目中都有一个嵌入灵魂的黄金时代。对我来说，这样的时代，就是上世纪中国的八十年代。

其实，八十年代决不只是嵌入了我的灵魂，同样也嵌入了王元化、汤一介、李泽厚、刘道玉、张贤亮、刘再复、温元凯、金观涛、李银河、韩少功、麦天枢、梁治平等著名知识分子的灵魂。国川的《我与八十年代》是一本访谈录。上述我尊敬的文化人满怀深情地回忆并评价了那虽然已经进入历史但其实并不遥远的年代——

“八十年代是一个启蒙时期，越往后看越会发现八十年代的可贵。八十年代是个梦想的时代，刚过了‘文革’，人人都憧憬未来，充满希望，怀有激情。”（李泽厚）

“这是中国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真正改革的黄金时代，真正的是在改革上下功夫。那个时候中央号召改革，广大教育战线上的知识分子积极响应改革。上下结合，没有分歧。那些被戴上‘臭老九’帽子的知识分子，一旦摘掉了帽子之后，他们的心情该是多么的舒畅！他们焕发了青春！”（刘道玉）

“八十年代的启蒙不是凭空而来的，不是由少数文化精英举着‘赛先生’、‘德先生’大旗掀起的思潮，而是一种迸发式的、普遍式的，是受到长期压抑后的喷薄而出。它打碎了手脚上、思想上的锁链，整个社会突然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张力。……整个八十年代是我们民族的奋发期，所以至今很多人在怀念八十年代。”（张贤亮）

“那是富有活力的年代。八十年代乃是心灵解放的而年代，是面对生命的困惑提出各种叩问的年代。八十年代是有钙质的年代，是有勇气提出新思想的时代。从文化上讲，我认为二十世纪最好的时期有两个：一个是‘五四’时期，第二个就是八十年代。这两个时期共同的特点是个性的觉醒。”（刘再复）

“我对八十年代有一个基本的评价，它是中国第二次伟大的启蒙运动。中国历史上有过两次启蒙，第一次启蒙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产生了新的思想，完成了中国民族国家的重建。第二次启蒙就是八十年代民间半民间的启蒙运动，它与体制内的思想解放运动相呼应，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奠定了思想基础。没有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和启蒙，今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是不可思议的。”（金观涛）

“活跃在文坛上第一线的许多人都是那么可爱，直率，正气凛然。实际上这也是那个时候社会风气的象征，知识分子道德情操的象征。那个时候的那种纯粹，那种道德情操至今仍然是非常美好的记忆，这在今天大约是不太可能的了。……那是一个道德旗帜高扬的时代，充满了道德主义的社会浪漫理想，充满了个人无以承担的社会责任感，那个时候的中国知识分子，都有一种社会道德责任，积极参与当时知识活动和社会活动。”（麦天枢）

……

上述评价引起了我的强烈共鸣，这些学者的名字当年可以说是掷地有声，他们的声音更是震彻神州——李泽厚的《美的历程》，刘再复的《文学主体论》、温元凯《中国的大趋势》，金观涛的《论中国社会的超稳定结构》、刘道玉的《创造教育概论——知识·智力·创造力》，麦天枢的《西部在移民》……这些著作曾经一次次激动着我年轻的心。

二

从思想发展史的角度看，我认为，“八十年代”已经不是一个客观的时间段了，而是共和国历史上一段政治开明、经济腾飞、学术繁荣的黄金时代。从这个意义上说，它的起点不是年而是是年，因为年12月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年成了思想解放年，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徐徐拉开；它的终点也不是年而是年，因为年的“政治风波”，共和国思想史上的“黄金十年”戛然而止。

八十年代由一系列已经载入史册的标志构成——

标志性的事件：“潘晓讨论”、星星画展、人道主义讨论、文化热、寻根文学，农村联产承包、十四个沿海开放城市、企业扩大自主权的试点、《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共“十三大”中央委员的差额选举……

标志性的书籍：《走向未来》丛书、“文化：世界与中国”丛书、《新星》、《首脑轮》、《美的历程》、《丑陋的中国人》……

标志性的人物：李泽厚、温元凯、刘道玉、金观涛、严家其、步鑫生、北岛、崔健、刘宾雁、第五代导演……

标志性的报告文学作品：《公开的情书》、《神圣忧思录》、《乌托邦祭》、《但悲不见九州同》、《第二种忠诚》、《 战俘纪事》……

标志性的歌曲：《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外婆的澎湖湾》、《乡恋》、《甜蜜蜜》、《军港之夜》、《我的中国心》、《让世界充满爱》、《一无所有》、《龙的传人》、《血染的风采》……

标志性的电影：《今夜星光灿烂》、《天云山传奇》、《小街》、《牧马人》、《城南旧事》、《血，总是热的》、《少林寺》、《芙蓉镇》、《黄土地》、《红高粱》……

八十年代的天空，真正是“万类霜天竞自由”。

要特别指出的是，那时候大多数知识分子，还没有患上九十年代后“犬儒主义”的病症；“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发自内心的使命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相对比较单纯，理想高于功利，事业重于实惠。素不相识的人之间，因为共同的理想完全可以成为莫逆之交。

因为改革，因为开放，因为民主，中国共产党的威望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一大批知识分子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也正是在八十年代，我平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在没有任何人动员的情况下写了《入党申请书》。

理想闪耀，思想解放，激情澎湃，个性飞扬……是我对八十年代特征的描述。

对我来说，怀念八十年代，就是怀念我的青春时代。

年，思想解放运动兴起，我受到了第一次精神启蒙，随着毛泽东神龛的倒塌，我开始用自己的眼睛打量这个世界。许多从少年时期便铭刻在脑子里的某些“神圣”的形象和“庄严”的字词开始变得虚伪而荒诞起来。我写了一首题为《我和亚瑟》的短诗，表达了我对现代迷信永远的决裂。从那以后，我就抱定一个信念：在这个世界上，除了真理，我决不能再迷信任何东西，不管它披上多么神圣的外衣！

三

在《年轻的朋友来相会》的旋律中，我告别大学校园，踏上中学讲台，开始了我的教育初征。大学里我一直做的是文学梦，想的是当作家，所以对教育理论一类的课程和著作，说实话很少眷顾。因此刚刚分配到中学的我，在教育理论方面是“不知有汉，无论魏晋”，那时候的教育界相对来说也理论贫乏，不像现在“理念”“模式”满天飞。我除了理想，便是一身使不完的精力。凭着理想和激情，我一头扎进了孩子们当中。面对喜欢我的学生，我便琢磨如何让我的班富有情趣，或者通俗一点说，叫做“有意思”，让我班的孩子觉得在李老师班上真是幸运，让其他班的孩子羡慕我班上的孩子，所以，我在班里组织各种各样妙趣横生的活动，我每天中午给孩子们读小说，我周末带孩子们去野外摸爬滚打，甚至连寒暑假我也带着孩子们到云南到贵州疯玩……

“未来班”就是这样诞生的。没想那么多，更没有任何“理论包装”，就想着怎么把班级建设得既有意义也有意思，我和孩子们决定给我们班确立一个奋斗目标，取一个响亮的班名，并设计一系列的班级标志：班徽呀班旗呀班训呀，还有我至今引以为自豪的班歌和我至今珍藏的班级日报——现在想来，这一切不就是“完美教室”的元素吗？那时候，真的是全心身的投入。若干年之后——其实就是今年四月在北京会议上，我当年的一个学生说：“我们那时候都觉得李老师一直是个单身汉，因为他整天都和我们在一起。”这就是青春的力量。

八十年代我的思想“疯狂生长”，不，准确地说，是疯狂阅读让我的精神世界迅速充实而健壮。因为当时有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我决定从理论上弄清这个政党的指导思想。于是我除了重读《共产党宣言》之外，还读了《反杜林论》（没有全部读懂）和《资本论》（基本上没读懂所以没有读完），还有《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这个读懂了）等等。除了马克思主义，我对西方哲学也产生了兴趣，杂七杂八读过不少流派的书，至今我还保留着当年读萨特（《存在与虚无》、《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和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的读书笔记。

当时我读了不少金观涛主编的《走向未来》丛书中的著作：《兴盛与危机：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人的发现》《激动人心的年代》《语言学与现代科学》《在历史的表象背后》《让科学的光芒照亮自己》《人的现代化》《昨天今天明天》《艺术魅力的探询》《儒家文化的困境》《悲壮的衰落》《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走向现代国家之路》《人的创世纪》《上帝怎样掷骰子》《人心中的历史》《人的哲学》等等。受当时学术界的“文化热”的影响，我读了李泽厚大量的文字，《美的历程》不用说了，还有他大量关于中国文化和中国思想史的文章。还有刘再复，一本《性格组合论》让我边读边勾画圈点，最后面目全非。

四

我的专业阅读也蔚为壮观。通过一本《著名语文特级教师评介》，我知道了一些教改名家：于漪、钱梦龙、陈钟梁、宁鸿彬、欧阳黛娜、洪镇涛、蔡澄清、陈日亮、魏书生……那时候，我还订阅了好多种中学语文教学杂志：北京的《中学语文教学》、上海的《语文学习》、山西的《语文教学通讯》、陕西的《中学语文教学参考》等等。关于教育专业阅读，我当然要提到陶行知和苏霍姆林斯基的名字。一本《陶行知教育文选》，被我翻得破旧不堪，尽管读的只是“文选”，但我的心已经被陶行知的民主教育思想“击中”了。关于苏霍姆林斯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读了我能够找到的这位教育家的所有著作。当然不只是读陶行知和苏霍姆林斯基，还有洛克、布鲁纳、卢梭、裴斯泰洛奇、马卡连科、巴班斯基、布鲁姆……而且还读了包括弗洛伊德、桑代克、荣格等人在内的不少教育心理学著作，我同样受益匪浅。

因为“文革”，我的脑中一贫如洗；因为改革，我的眼前八面来风。八十年代阅读所获得的精神养料，一直滋润着我到今天。

还有八十年代的写作。一直想当作家的我，没能成为作家而成了教师。文学梦破灭了，但文学青年的纯情却让我的教育抹上了一层温馨的人情味。我第一篇发表的文字，是一首短诗，写的就是我的学生。后来，我把文学梦托付给教育，传递给我的学生，我把教育当诗来写，于是，我的教育便浪漫起来。我后来出版的《爱心与教育》等著作中的故事，其实就是当年原始的教育日记的“公开版”。后来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说，当初想当作家而不得，我干脆不想什么“作家”了；但当我全身心的当老师时，“作家”却来找我了——后来我以教师的身份更以引起强烈反响的一系列教育叙事著作成为了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

当然，我八十年代的写作远不止是记录我的故事，更多还有表达我肤浅而真诚的思考。因为那是思想氛围相对比较宽松自由，所以我的思考与写作也就相对比较大胆而锋芒毕露。年底，乐山市一位品学兼优的三好学生因不能正视社会丑恶而成为“真善美殉道者”。虽然这位自杀女生并不是我的学生，但面对她“纯洁的心灵”，我不得不反思我们的——不，首先是我的“玫瑰色教育”。整整半年，我通过剖析这位女生的精神世界进而而剖析中国的基础教育更剖析我自己的心灵，含泪写就一篇后来发表在年7月8日《中国青年报》上的报告文学《她给教育者留下什么“遗产”》。年到年，我在《中国青年报》《四川教育》等报刊发表了一系列教育批判的文章：《商品经济的德育思考》、《中学德育危机原因初探》、《德育观念的十大碰撞》、《正视历史的进步》、《回答学生关心的问题》、《德育的困惑》、《关于改进爱国主义教育的思考》……

八十年代，是我的理想主义奠基的年代；是我的心灵自由自在飞翔的年代；是我走进童心，感受孩子纯净与纯真的年代；是我享受教育，体味教育浪漫与情趣的年代……

五

特别怀念那时候人与人之间非常纯净的关系。就贴了八分钱的邮票，我们便收到了著名作曲家谷建芬答应给我们谱班歌的回信——当时一件很简单的事，今天想起来简直就像是童话。不光是和谷建芬这样的名人交往很单纯，就是在日常生活中，和学生，和同事，和家长……都是那么透明，没有丝毫的功利心，没有互相算计，没有互相利用，没有请吃送礼，没有“谢师宴”之类的东西。说起来，今天的年轻人会觉得不可思议。

那时候，从事教育也很单纯，也有质量竞争了——虽然“应试教育”还没有今天这么硝烟弥漫、血肉横飞，但说实话，压力也不小，那时候不叫“应试教育”而叫“片面追求升学率”；然而，那时候的竞争还比较公平，人们还没那么多的“花花肠子”，还比较朴实老实。作为年轻教师，不光是我，其他同事也没有那么多的功利目的，教书就是教书，那时候没有“职称”的说法（八十年代后期才开始评职称的），没有“教坛新秀”之类的“评优”，也没有“骨干教师”“学科带头人”的选拔，至于什么“课题研究”“论文发表”等等统统没要求！反正你干得再好，也是那么多工资，最多校长表演你几句，或学校期末给你发个奖状——奖金是没有的。没有了这些诱惑，剩下的便是单纯的教书，因为单纯，对教育体力的投入和脑力的思考便深入得多。不像现在，年轻人面对的各种名利诱惑太多，一参加工作就想的是几年拿下“教坛新秀”，继而攻克“骨干教师”“学科带头人”称号，再获得“特级教师”头衔；还有一门心思琢磨当什么“理念”的“首创者”或者什么“流派”的“领军人物”。如此等等，都是当今区别于八十年代的特征。当然，这些的积极意义，是对年轻人多了许多激励，但消极意义是让年轻一开始就过于功利化。相比之下，还是八十年代的纯净更符合教育的本来面目。所以，我去年以来写下的“朴素最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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