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地处黄河中游，洛河之北，故名洛阳，是中国著名的八大古都之一。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最初在洛阳生根发芽，洛阳成为中国佛教发展的起点。此后，经过魏晋时期佛教的广泛传播，统治者的不断助力，佛教在中国的影响力逐渐增大，与此同时，也对中国文化、中国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隋唐时期，佛教在统治者的大力推动下与中国传统文化不断交流融合，并逐渐中国化，在此过程中禅宗产生，对于佛教自身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唐代社会奉行的“三教合一”政策更是影响了此后数百年的社会形态与文学文化发展。单就洛阳地区而言，从汉代至唐朝，佛教在洛阳地区的发展不仅营造出浓厚的宗教文化氛围，吸引了无数文人士子、修建了诸多寺庙石窟，留下了无数的历史文化瑰宝，更以一种永恒的精神影响着洛阳地区的文学发展。

汉代——佛教的传入与初步发展

佛教何时传入中国，因印度无史料记载，佛书亦不以纪年为要，言人人殊。目前在学界关于佛教传入的时间有三种说法，第一种即“秦始皇传入说”，在《佛祖统纪》卷三十五中记载：“西域沙门室利防等十八人，赍佛经来化。帝以异其俗，囚之。夜有丈六金神破户出之，帝惊，稽首称谢，以厚礼遣出境。”这种说法得到了梁启超的支持，他认为秦始皇在位时，正是印度阿育王派遣使者走向四面八方传播佛教的时期。但此一说法却遭到多数学者的否定。否定的第一个原因在于，此记载来源于《朱士行经录》，而该书本就是伪书，可信度自然不高；第二个原因在于，在西汉张骞出使西域之前的秦朝，西域与内地处于不通的状态，故而即便此时阿育王派遣使者传播佛教文化，也不可能到达内地。

秦时佛教传入中国的说法遭到学界的否定，而得到认可的说法是在汉代，即公元纪元前后由印度传入中国。具体的传入时间，主要有以下两种说法。

一种是“伊存授经说”，此一说法是指佛教传入当在汉哀帝元寿元年，据《三国志·魏书》注引《魏略·西戎传》载，“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因此部分学者将此作为佛教传入的标志。梁启超在《中国佛教研究史》中提出，此一说法虽在历史上无更多记载，但就社会事实来讲，公元前年前后，厨宾(也称罽宾)被兴起于中亚的贵霜帝国征服(大月氏五翕侯部落统一五部，建立贵霜帝国)，发展成为佛教中心之一。在此之前，佛教已经在厨宾地区开始传播，并且早期佛教的传播途径多为“口耳相传”，因此，大月氏在这一过程中受到佛教文化的影响也是合情合理，博士弟子景卢接触佛教经典也实属正常。

另一种即“永平求法说”，该说法认为佛教在东汉明帝永平年间传入中国。据约作于汉明帝年间的《四十二章经序》和成书于东汉末年的《牟子理惑论》记载，东汉永平年间，汉明帝在夜间梦到金人，好奇之余从大臣口中得知金人即为“佛”，于是派遣秦景等人至天竺寻求佛法，期间与印度高僧摄摩腾、竺法兰相遇，见到了佛经和释迦牟尼像，在秦景等人的恳请之下，摄摩腾与竺法兰用白马驮载佛经、佛像到达都城洛阳。为纪念此事，宣扬佛法，汉明帝命人在洛阳西雍门外三里御道北兴建僧院，并命名“白马寺”。尽管此一说法有想象增饰的成分，但白马寺是中国佛教的发源地，也是佛教传入中国后兴建的第一座官办寺院，这一点还是得到了多数学者的认可，这也奠定了洛阳在汉代佛教发展的核心地位。

除此之外，洛阳还是东汉时期的佛经翻译中心。佛教有大乘、小乘之分，大乘佛教是在东汉桓帝建和元年(年)，由大月氏僧支娄迦谶传入中国，他通过翻译《般若道行经》、《首楞严经》等经书宣传大乘佛教。而小乘佛教得以进入中国，则要仰赖安息国高僧安世高，安世高是在建和二年(年)到达洛阳弘法布道，他在洛阳翻译出小乘佛教经典《人本欲生经》，将小乘佛教带入中国。大乘、小乘佛教相继进入中国，且大量佛教经典得以在洛阳翻译与流传，为佛教在中国发展提供了学术资源，也为后代洛阳佛教文学的产生与繁荣奠定基础。

魏晋至隋唐——佛教发展的两个高峰

东汉中平六年(年)，董卓兴兵，为迫使洛阳百姓迁往长安，遂下令将洛阳地区包括白马寺在内的大多数房屋放火焚毁。建安二十五年(年)，魏文帝曹丕即位许昌，定都洛阳，于是下令重建白马寺。西晋时，洛阳的寺院多达四十二所，名僧云集，译经说法，十分繁荣。自晋惠帝后，时局动荡、社会又陷入动乱不堪的境地，洛阳城内大多数寺庙毁于战火之中，佛教发展也一度陷入停滞状态。

公元年，北魏建立，道武帝拓跋珪与其子明元帝拓跋嗣都对佛教发展支持有加，佛教发展有所恢复。太武帝拓跋焘继位，改信天师道，于是下令诛杀僧人，焚毁佛像，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太武帝灭佛”。

公元年，孝文帝即位，太和十八年(年)，孝文帝迁都洛阳，太和十九年(年)，为安置西域高僧跋陀，孝文帝下令在嵩山为其建造了在佛教史上影响巨大的少林寺，而之后的宣武帝，对佛教的信仰更甚于孝文帝，同时对佛教的发展更加支持，曾亲自在朝堂上为群臣讲授《维摩经》。此外，据《洛阳伽蓝记》所载，洛阳城内的瑶光寺(尼寺)、景明寺以及永明寺皆为宣武帝元恪支持修建，供慕名而来的外国僧人居住学习、参与译经等佛事。景明元年(年)，宣武帝下令依照云冈石窟的建制，在洛阳龙门为孝文帝和文昭皇太后修建石窟以示纪念，永平年间，宣武帝又为自己造一窟，三窟紧挨，即为今天龙门石窟的宾阳三洞。

公元年，年仅五岁的孝明帝元栩即位，因明帝年幼，其母灵太后胡氏便把持朝政长达十余年。灵太后自幼便与佛教结缘，熙平元年(年)，灵太后下令在洛阳阊阖门南一里御道西(《开元释教录》作“东”)修建永宁寺。永宁寺的修建可谓恢弘壮丽之极，足以成为洛阳佛寺之首，其中永宁寺塔最为精美，塔有九层，高九十丈，塔上装饰十分精美，根据《洛阳伽蓝记》中的记载“绣柱金铺，骇人心目。至于高风永夜，宝铎和鸣，铿锵之声，闻及十余里。”在灵太后执政的十余年间，洛阳城内陆续修建胡统寺、奉太上君寺、奉太上公寺以及东寺。熙平二年(年)，灵太后带领群臣百官到龙门石窟，以示自己对佛教的尊崇以及对开凿石窟、建造佛像的重视，此后，龙门石窟相继涌现出一大批中小型窟龛，如弥勒北一洞、弥勒北二洞等。

皇室对佛教的热衷，使得整个社会形成一股强烈的崇佛风气，据《魏书·释老志》记载，魏末，洛阳地区有佛寺一千三百七十六所，各地寺庙三万有余，僧尼大众达到二百万，《洛阳伽蓝记》一书，全面细致的描写了洛阳佛教寺院的地理位置、建造缘由，是研究此一时期洛阳佛教发展状况的重要资料。这些寺庙的修建者，既有北魏王室贵族、也有普通官员以及宦官，他们最先接触了佛教文化，同时也是传播佛教文化的主要力量。北魏佛寺林立，说明佛教文化得到了统治者及民众的大力支持，此一时期，是洛阳佛教文化发展的第一个高峰。

佛寺的陆续修建，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使得原本就并不富庶的北魏朝廷产生了极大的压力，天平元年(年)十月，北魏灭亡，孝敬帝迁都邺城，东魏开始。洛阳城内仍然保存寺庙多达四百二十一所，至于城外佛寺的数量更是难以统计，明确知道的有洛阳城东的刘长秋寺；洛阳城南的石窟寺、灵岩寺；城西的白马寺、照乐寺；北邙山的冯王寺、齐献王寺；以及嵩山的闲居寺、栖禅寺、崇阳寺、道场寺、中顶寺，升道寺等。可以说，北魏为洛阳佛教文化积淀了深厚的历史文化资源。

北魏永熙三年(年)宇文泰建立西魏政权，定都长安，泰死，其子宇文觉即位，为北周闵帝，闵帝宇文觉及明帝宇文毓信奉佛教，佛教在此一时期恢复发展。武成二年(年)，权臣宇文护拥立鲁国公宇文邕称帝，是为周武帝。宇文邕崇尚儒家，在朝堂经过多次公开辩论之后，主张一国之内儒教为先，佛教为后，道教为上，并下达多项诏令，抑制佛教的发展。公元年，北周武帝灭北齐，随后，严苛的灭佛运动在北齐开展起来，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北周武帝灭佛”。

大定元年(年)二月，北周静帝下诏宣布禅让，开皇元年(年)杨坚登基，是为隋文帝，定都大兴城(今陕西西安)。隋文帝也是佛教的崇奉者，即位之后大力支持佛教的发展，例如允许百姓出家为僧，命京师及并州、相州、洛州等大的都城官府组织写“一切经”并收藏在寺内。开皇三年(年)，隋文帝决定将北周武帝“灭佛”时期所毁弃的一系列寺庙恢复如新，在全国范围内继续修建佛寺，据相关统计，隋文帝在位时僧尼数量达二十三万人之多，寺庙更是有三千七百多所。

此外，隋文帝五子或受佛教思想影响、或为了取得文帝的信赖，都热心建造佛寺，还经常支持僧人开展讲经布法的活动，并与他们交往、讨论佛法，其中，隋炀帝杨广最为热衷佛事。炀帝迁都洛阳之后，建立慧日内道场，作为皇家宫廷佛教研究院，招徕高僧研讨佛法，目的是用南方佛教去改造北方佛教，使二者风格逐渐达到统一。

同时，炀帝还与一些名僧交好，例如在洛阳为僧人法济立寺，开设宝扬道场；还下令抄写大量佛经，并在洛水以南的上林园设置翻经馆，召集僧人翻译经书，此后，洛阳上林园替代长安大兴善寺成为隋朝主要译经中心。隋炀帝还将许多田地分给僧尼用以扩充寺院规模及数量，不征收赋税，这些举措极大的促进了佛寺与僧尼数量的增长。但隋炀帝好大喜功，不断修建大型工程、多次发动战争，劳民伤财，百姓怨怼不堪，使得原本经济实力就不够雄厚的隋朝产生了统治危机。大业七年(年)，隋朝相继爆发农民起义；大业十三年(年)，唐国公李渊于晋阳起兵造反；次年三月，李渊废恭帝杨侑；五月称帝，改元“武德”，定国号为唐，隋朝灭亡，唐朝建立。

唐高祖李渊(年—年)，字叔德，陇西成纪人，出身北周关陇贵族。高祖时期奉行三教合一的政策，并尊道教为国教，出于维护社会稳定以及统治的需要，给予佛教支持，因此，初唐社会佛教也有所发展。值得注意的是，高祖时期太史令傅奕是著名的反佛斗士，他素不信佛，轻视僧尼，在武德七年(年)上疏唐高祖，请求除去佛教，在奏疏中，他首先陈述了佛教传入中国之前，国家尊奉儒、道二教，百姓各司其职，国家风调雨顺、社会安定祥和，但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僧人剃去头发、离开家人，违背了中国传统的孝道精神；此外，僧人们居于寺院不参与社会劳动，也不缴纳赋税，严重影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于是，傅奕请求唐高祖重新重视道教、儒教的地位，将佛教退还给天竺，令僧人们还俗归家，继续从事生产劳作，以便国家繁荣昌盛。这封奏疏，确实打动了唐高祖，武德九年(年)，高祖便下诏撤减寺院数量，并要求那些品行不佳的僧尼离开佛门，还俗归家从事社会劳动。但这项政令并未正式实施，因为在这年七月发生了改变唐王朝政治发展走向的“玄武门之变”，同年八月，李世民即位，即为唐太宗。

唐太宗虽未十分推崇佛教，但为了维护社会稳定，一方面采取措施支持佛教的发展，例如建造寺院、举办法会等，唐太宗曾下令在战场修建佛寺，为在战争中不幸殒命的将士们祈福；另一方面严格管理佛教，例如限制百姓出家。贞观六年(年)，唐太宗将洛阳作为自己的行宫，称“洛阳宫”，此后，唐朝诸多帝王都曾到洛阳巡幸驻跸，统治者的到访与重视，开启了洛阳佛教文化繁荣发展的大门。

贞观二十三年(年)，唐高宗李治即位，李治自幼生活在佛教文化繁荣发展环境中，在做太子时，就曾与高僧大德有来往，例如贞观十三年(年)，李治曾邀请高僧慧净担任普光寺住持，在遭到婉拒之后，写下《答沙门慧净辞知普光寺任令》一文诚恳劝说，最终打动慧净担任普光寺住持，可以说，高宗对待佛教也是持支持发展的态度。

而洛阳佛教发展真正进入繁盛期，则是在唐高宗与武则天执政时期(-年)。永徽六年(年)，高宗与武后在洛阳接见自天竺取经而归的玄奘大师，并支持他翻译佛经、传布佛法；显庆二年(年)十月，高宗下诏改“洛阳宫”为东都；显庆四年(年)，李治迎法门寺释迦佛指舍利至洛阳宫中供养，皇后武则天还特意为舍利制造了金棺银椁，可见其重视。高宗执政三十四年间，九次来往于西京长安与东都洛阳，寓居时间长达十一年零三个月。

与洛阳佛教发展关系最为密切的还属武则天，武则天最初为太宗宫中的“才人”，太宗死后，依唐代后宫旧例，武则天入感业寺，又在唐高宗时相继被立为昭仪、皇后。显庆元年(年)至龙朔元年(年)以后，高宗因病不能理事，由皇后武则天管理朝廷事务，二人并称为“二圣”。在太宗朝，道教地位在佛教之上，而在高宗上元元年(年)武则天作为“天后”与高宗一同处理国事，此时，高宗下诏允许僧尼在西，道士女冠在东，无所谓先后，也就意味着佛教开始与道教处于同一地位，此时二圣临朝，尽管诏令为高宗所下，但其中或许有武后的影响。

弘道二年(年)，唐中宗李显即位，武则天下令迁都洛阳，不久后，中宗被废，其弟李旦即位，是为唐睿宗。垂拱四年(年)，武承嗣在洛水之滨得“瑞石”，其上刻字“圣母临人，永昌帝业”，此处圣母即为武则天，刻字暗示武则天将继承帝位。六月，又获“瑞石”于水，称《广武铭》，也是为武则天称帝制造舆论。

载初元年(年)废睿宗，武则天自称圣神皇帝，改唐为周，改元“天授”，定都洛阳，称为“神都”。次年又下诏命令佛教地位在道教之上，僧尼的身份在道士女冠之前，一改此前道教在前、佛教在后的局面，提升了佛教的地位，确立了佛教的权威，满足自己统治的需要。同时，僧人为配合武则天称帝，伪撰《大云经》，经书中说到净光天女本是男身菩萨，为了天下众生，化为女儿身，应该统治国家，才能得转轮王，净光天女承继国统后，就能使天下听服。在武则天称帝的十五年间，群臣先后进献尊号四个，皆有“金轮圣神皇帝”一词，而她所使用的年号：天授、天册万岁、万岁通天、证圣、圣历、神功、如意、长寿、长安、大足等也都有着浓重的佛教色彩，可以说，武则天、乃至武周政权的确立，与佛教密不可分，也正因为佛教为其政权的确立立下汗马功劳，武后在政权稳固之后更是大兴佛教。

洛阳地区作为武周政权的首都，武则天在此地举办许多佛教活动，而洛阳地区的文化也被佛教渗透的更加广泛深入。例如，如意元年(年)七月十五日，武则天在洛阳为庆祝佛教重要的节日——盂兰盆会举办了盛大的活动，盂兰盆会是佛教节日，源自目连救母的故事，目的是在世人为亡故亲人祈福。关于此次盂兰盆会的盛大场面，杨炯在《盂兰盆赋》中有所记载：武则天身着华服、头戴通天冠，站在洛城南门楼上主持大典，南门楼前汇聚十万贤众，“张翠幕，鸾飞凤翔……面为山兮酪为沼，花作雨兮香作烟”，精美异常，官员们更是“穆穆然南面以观”，再拜稽首，称颂道“圣人之德，无以加于孝乎！”此次活动场面十分宏大，彰显了统治者对佛教的重视以及佛教在民间受欢迎的程度。

除此之外，武则天还努力使洛阳取代长安，成为新的译经中心。证圣元年(年)实叉难陀在洛阳大遍空寺翻译整理经典《华严经》，武则天还为其挥毫作序；圣历二年(年)，武则天请法藏到洛阳亲自为其解说《华严经》。久视元年(年)，武则天驾幸三阳宫(位于嵩山余脉，为武则天行宫)，下诏命令实叉难陀与法藏等高僧翻译《大乘入楞伽经》，这部经书的翻译，对华严宗的形成具有无比重要的意义，可以说正是由于武则天的大力支持，才直接促成了佛教华严宗的形成。

高僧义净，曾在高宗时远赴东南亚各国取经，前后历时二十五年。证圣元年(年)，义净回到洛阳，受到武则天的隆重接待，“诸寺缁伍具幡盖歌乐前导”，同时，武则天还准许义净在洛阳佛授记寺主持翻译整理佛经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果，可以说，他的成就不亚于玄奘法师。

此外，许多国外高僧也曾在武则天的支持下在洛阳翻译佛经，例如南天竺人菩提流志，以及于阗国人提云般若，前者在洛阳福先寺翻译出《华严经》、《宝雨经》等经典；后者在魏国东寺译出《大方广佛华严经不思议佛境界》、《大方广佛华严经修慈》等重要经典。前者是净土宗的重要代表，后者是华严宗的重要代表。由此，洛阳著名的佛授记寺、福先寺、魏国东寺等都是在武则天称帝后，成为译经的主要场所，使得佛经整理中心由原来的长安转到了神都洛阳。

除翻译佛经，武则天还在洛阳全力兴建佛教场所。一方面，继续开凿龙门石窟，塑造大量佛像，龙门石窟始凿于北魏太和年间，其后有统治者不断住持开凿石窟、塑造佛像。太宗贞观十五年(年)，魏王李泰为长孙皇后塑造佛像祈福；目前龙门石窟中最大的佛像——位于奉先寺的卢舍那大佛，就是武则天时期修建的，其中，奉先寺是在高宗和武则天时期所建，隶属于当时的皇家寺院，相传，咸亨四年(年)为建造卢舍那大佛，武则天捐出两万贯脂粉钱。仪凤元年(年)佛像完工，大佛高十七米多，头部四米，这尊大佛一改此前凿洞塑佛的修建方式，依山就势在露天的崖壁上雕造出佛像，可谓别出心裁，更烘托出一种浑然天成的浩然大气。若今日到龙门石窟去，所有参观者必须拾级而上，登上百余台阶之后，方可一窥大佛真容，而相传佛像的面部正是武则天的模样，这其中或许有政治的意图。之后，龙门石窟万佛洞、净土堂、东山擂鼓台中洞等佛教场所也相继完工。

另一方面，垂拱五年(年)，武则天在明堂北侧建造天堂，天堂是武则天感应四时、与天沟通的御用礼佛圣地，相当恢弘。天堂高数百尺，超越明堂，成为唐代的第一高楼，在这座唐代第一高楼中，武则天铸造佛像，使用夹紵工艺，这尊佛像相当巨大，据说其小指中能够容纳十人。武则天执政五十年，居洛阳并以此为都城十五年，武则天的崇佛为洛阳带来了北魏及隋之后的第二个佛教传播的黄金时期。

随着李唐政权的恢复，长安再度成为唐朝的政治中心。东都洛阳的政治地位虽较此前有所下降，但洛阳佛教文化的底蕴已然深厚，加之中晚唐时期一直存在的分司东都制度，洛阳地区的文化重心地位仍有所保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