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林寺真相——释永信的财富困局

记者/黄章晋

释永信注定是中国最受非议的宗教人士。

外形上，这个人丝毫没有国人心中高僧大德慈眉善目、睿智深沉的影子，反有几分精明犀利农民企业家味道；他的履历出身，与文学作品勾勒出的少林方丈印象更是相去甚远；而他升座方丈后一系列轰轰烈烈举动，更与传统宗教的形象背道而驰。

没有答案，只有非议

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少林寺的方丈该怎么做？没有人能告诉释永信。

少林寺自清康熙五年始，曾长达多年无方丈，后又在战乱中迭遭兵燹，僧人多次弃寺而逃，年时，该寺只剩几个行动不便的老僧。到释永信22岁成为住持时，他在佛门青灯下不过6年时光而已。

假使少林寺千年传承不绝，释永信曾受大德高僧多年熏陶，前辈们的经验也完全无法适用于今日世界。过去的寺院，靠寺院所辖的土地山林和香火供养，今日寺院土地房产均非宗教社团所有，已不可能靠田产、地租和香火维持生计，而每日涌来成千上万游客和前来投效的习武爱好者，更为过去无法想象。

甚至，对释永信是否该像经营企业一样经营少林寺，舆论本身就存在极大争议。

佛家的传统形象是苦寒清贫，今日的少林寺则是财大气粗，看上去与苦修早已绝缘。不过，与更多被少林寺挡住了舆论子弹的寺庙相比，少林寺的僧众物质生活待遇甚至可算微薄。不少香火稍微旺盛的寺庙，小和尚月工资比大都市白领更高。现代社会无可避免地要颠覆僧侣传统形象，譬如日本和尚不但可娶妻生子，安家寺庙附近，每天像在公司上班。

事实上，在今天的中国，该用怎样的座标体系去评价释永信，去评价少林寺，去看待传统宗教，甚至如何看待宗教复苏现象，除了认为释永信做得不好之外，恐怕全社会没有任何共识。

人们在以传统眼光，甚至是影视剧中少林方丈的标准形象来衡量释永信的同时，少林寺又被目为一个旅游胜地和武学圣地。宗教场所变成旅游景点，是今日世界的一个共同现象，这种异化程度，恐怕没有哪里可与中国相比，而少林寺则是典型中的典型。

仅仅是每年高达万的游客，就使少林寺不可能成为清净之地。对释永信来说，对内，如何管理僧众、沙弥以及少林寺内其他身份的群体，如何管理庞大的财务，如何管理隶属的商业机构；对外，如何与地方政府打交道，与上级管理部门理顺关系，如何与周围的居民相处，如何与外界各种合作方式不同的机构打交道。凡此种种，都是前人无法给出答案，社会也无法给出答案的难题。

有生财之门，无散财之道

今天商业开发宗教资源的投资主体五花八门，从政府机关、行政事业单位、宗教人士、信徒，到企业、商人、社团，几乎无所不包。它甚至是市场准入最宽松的一个领域。

现行宗教政策加上种种优惠政策，如土地无偿划拨、建设费减免、经营税免征等，令投资寺庙成为最有利可图的事业之一。

由于历代少林寺的修整，多由官方出资，而文革后少林寺的修整重建，亦有国家文物局、旅游局出资，故少林寺当属国有资产无疑。至于大陆土地所有制，更是明确了宗教团体在城市的土地归国家所有，对土地和房屋均只有使用权而无所有权。释永信和少林寺所有的，只是他开发“少林寺”这个品牌积累起来的财富。没有人能说得清少林寺积累了多大一笔财富，也没有人知晓这笔财富的管理方式，少林寺的一切尽在释永信个人的掌控之中。巨额财富和高度不透明的财富管理方式，自然让释永信难以摆脱时不时的怀疑和指控。

佛门生财有道，却鲜见散财济贫，释永信自然想扭转其负面公共形象。年，少林寺先后开设收养孤儿的少林慈幼院和药局、书局，释永信希望能展开更多的慈善公益活动。

但这些慈善活动几乎不为媒体所知，效果亦未尽理想。如少林药局，除一些有成本的中成药，其他的药免费，看病全部免费。然而少林药局已成立5年有余，周围山民大多从未来过，一位老妇想起自己曾在犯关节炎时去扎过针，说“扎针没要钱，但那一小瓶药多，太贵了，我没拿。”

若做横向比较，或许不难理解为何少林寺始终遭舆论非难。

在现代欧洲，教会一直是慈善事业最重要的角色。它既是受捐赠者，也是捐赠者。其善款主要的社会流向，是医院、学校、孤儿院、养老院之类的福利机构。在现代国家的社会服务功能出现之前，教会甚至是其唯一的提供者。西方教会的善款除用于本土，也用于第三世界贫困地区。

受西方宗教强大的社会反哺功能刺激，台湾的证严法师凭借一己之力，建立了庞大的慈济基金会，30多年来筹集上百亿台币善款，均反馈社会，迈出了传统宗教积极反哺社会的第一步。更重要的是，她在以宗教神圣的信誉为担保，大大推进台湾社会公益事业发展的同时，也令更多人敬畏、跟随神圣宗教。

无论是与台湾的证严法师，还是与西方基督教相比，释永信都显得深谙生财之路，却乏散财之道。这恐怕也是大陆传统宗教适应现代社会的最重要一课。

传统宗教的困扰

近30年来，中国大陆宗教复兴呈现越来越热的势头。虽然传统宗教在复兴，但那些名刹古寺在宗教中的地位，却明显呈现出相对边缘化的趋势。

除名刹古寺自身过于商业化，让信徒望而却步的因素之外，更重要的因素是，它们在满足现代社会信仰需求时，面临先天不足的适应性尴尬：

中国传统社会，由同宗、同乡、同事构成的熟人社会，浸润了浓厚的儒家人情伦理规范。它可起到精神和情感纽带、群体归属感，慰藉心灵的作用。故佛教寺庙虽多建在清幽僻静之地，却足以胜任信众偶尔烧香朝拜的需求。

而今天中国由封闭社会走向开放社会，封闭的熟人社会解体，游离出来的个体，不但丧失了熟人社会可提供的精神资源，还面临转型时代特有的焦虑、孤独和缺少归属感困境。他对归属感、心灵抚慰，以及坚实的道德和伦理依靠有着强烈渴求。而宗教信仰是解决这种渴求的一个重要途径之一。

此时的社会宗教信仰需求，就要求宗教机构要走进都市，走向人间，而不是继续藏于名山。现实的巨大供需落差，让台湾的佛教界有了“人间宗教”的提法，寺庙开始往城镇居民点建，僧侣积极走出山门，进入社会。在日本，则是更早就基本完成了社区化的布局。

反观少林寺这种门票价格高达元的寺庙，不但难以想象它能胜任新时期大红的宗教信仰需求，甚至寺庙与信众的传统联系方式也早被切断。大陆不少城镇，近年出现了一批由信众自发在社区中集资修建的袖珍寺庙，虽然其简陋到无法称之为寺庙，甚至没有真正的和尚，但聊胜于无，而且体现出真正的信仰需求。

而西方社会几百年的社会转型，使基督教有了充分的演进，对现代社会有强大的适应性和灵活性。在社会功能上，基督教显然在社会的抚慰功能、反哺慈善功能、阶层弥合功能、提供道德座标功能上，提供了强大的现实影响力。就纯技术而言，无论是组织、宣传，还是宗教活动的具体形式，乃至理论建树，均有成熟而丰富的经验。

在中国，尽管基督教的上述社会功能因客观因素尚未充分施展发挥，但较之传统宗教体现，已显示出极为明显的竞争优势。仅以其在集体宗教生活中的周到细致的设计为例，在抚慰今日社会特有的焦虑症、孤独症上，就为中国传统宗教远远不及。

现代社会的进步，是一个不断对神圣祛魅的过程。在西欧诸国，已出现了宗教色彩日渐淡化，人均收入和受教育水平越高的地区，宗教意识越淡的明显趋势。但在一定时间内，宗教的社会作用不可能淡化到无足轻重的程度。

其最不可忽视的社会作用，是宗教在一个社会、一种文明当中，为之提供稳定的社会道德和价值观的伦理资源。宗教机构接受捐赠、布施，反哺社会、救济贫者时，始终伴随着对公众向善的伦理劝戒宣导。

对今日中国社会而言，所谓的道德危机，并非人心真的变坏，而是传统社会组织方式的解体，导致与之配套适应的道德规范体系，失去了神圣性和约束力。而政府在逐渐淡化意识形态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时，其道德教化角色亦随之隐退。在这样的转型社会，却又恰恰特别需要一个道德教化者的重要角色。

那么，像少林寺这样的传统宗教的典型代表，能为今日社会扮演这样一个重要角色吗？

『本文节选自《释永信的财富困局》，原文刊载于《凤凰周刊》第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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