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教律严禁杀生，不管理由多么理所应当，作为佛教的一个宗教组织，少林寺居然能长期组织僧兵，成军参战，专事杀伐；庄严的禅宗祖庭，居然以武术和武功扬名于世，这在佛教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少林寺何以会有武术武僧可以说是

一大谜案。而谜底，只能在中国文化历史的大背景中去寻找。

1佛教禅宗的儒学化

佛教要在中国传法，必须作出某种变通，禅宗教义向儒家思想靠拢，使佛教的宗教道德接近于儒家的人伦道德。这就是佛教中国化、世俗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儒学化。

日本学者忽滑谷快天年《中国禅学思想史》认为,禅宗祖庭少林寺在儒学化的道路上走得最快最远。到元代禅师雪岩祖钦时，倡导儒佛调和，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使少林之水与洙泗之流相混”，中国佛教便进入了他认为的纯粹的禅道衰落的时代。洙水、泗水是孔孟家乡的两条河流，古人常以之喻孔孟之道。少林之水与洙泗之流相混，就是说儒佛相混了。

程大力在年《少林尚棍渊源论—兼析少林武术产生的文化历史原因》一文中详细论证了禅宗儒学化的过程：宋代契嵩大师更将佛教“五戒”与儒家“五常”相比拟，“仁学爱人，与佛教慈悲虽有相同之处，但孔孟讲仁却从未无条件、无原则地规定什么‘戒杀’。相反，由‘仁’的核心民本思想出发，人人都有权力惩治甚至诛杀罪大恶极者”。“五戒”与“五常”相比拟，“慈悲”向“仁义”靠近，实际上就意味着不再是绝对“戒杀”。佛教教律被禅宗打开了一条门缝，这就为武术产生或进入少林寺提供了可能性。在少林寺内，与武术更密合的实际上不是佛教教义而是儒家思想。少林寺寺存碑铭的“本寺僧徒，文武并用，护国强兵”以及门联的“效劳社稷”“除暴安良”语，和佛教宣传的业报轮回，以及“无父无子”“无家无国”的思想，已迥然有别。然而，忧国忧民，匡扶正义，正是儒家积极入世思想的一贯主张。

2禅宗“渐悟”到“顿悟”的意义

郝勤年在《论中国佛教与少林武术》一文中指出，禅宗的“见性成佛全在于‘顿悟’，亦即毋须长期修习（渐悟），也毋须遵守一定的戒律，只要一念觉悟，刹那间即可成佛。禅宗的这套学说使深奥繁琐的印度佛教一变而为适合中国传统思想习俗的、世俗化的、简易的中国化佛教，使佛教从严格的戒律和修行中解脱出来，‘担水斫柴，无非妙道’，世俗生活行为均为禅宗所宽容，甚至出现了孝僧、艺僧、茶僧、酒肉僧等，禅宗成了佛教内部十分鲜见的宽容宗派。在这种情况

下，可以想象，所谓‘武僧’‘拳棒僧’的出现就不是什么奇怪

的事了”。

程大力也指出：“既然苦修没有必要，纵情声色犬马，尽享荣华富贵，都没有什么了不起。只要你在任何一个时刻，任何一瞬间猛醒，就算悟到了。悟到了即可既往不咎。禅宗讲‘顿悟成佛’，讲‘见性成佛’，讲‘称名成佛’，讲‘闻莺悟道’，讲‘一宿觉’，成佛容易得很，人人都可成佛。”所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禅宗的‘顿悟’”，为少林武术的产生，为少林武术用于战阵，提供了理论上的可能性”。

3少林寺宗族集团利益维护的需要

赵宝俊记述道：少林寺寺僧“形成为乃师乃徒、法子法孙的大家族组织形式”。少林寺的家族分为十八门，每门又有许多家，“各家的师傅，是这一家的家长，有权处理其全部财产。他的法嗣有权继承其财产”。血缘是宗法的核心，土地是宗法的基础，登封民谣有“少林土地大无边，北过黄河南越山”的说法。少林寺除土地外，“还有自己的车马农具、仓房库厨、水磨碾子、菜园、马厩、豆腐房等，俨然是一个独立王国，较典型的寺院地主庄园”。

本研究认为，禅宗祖庭竟然“寺以武显、武以寺名”，即便在禅宗的发展史上，也仍然极为典型和特殊。少林寺在禅宗儒学化和“顿悟”的道路上，无疑走得最远。少林寺作为一个宗法庄园实体，其利益当然也需要以政治和武力手段，即僧兵和武术的维护。元代崇佛，僧人是特权阶级，少林寺僧多有为帝师者，当然少林寺的地位也因此更为显赫，禁武的元代，少林寺可能是例外。紧那罗王传说所言为元末，少林武术可能发端于元末，在接下来的明代，拥有武术和僧兵的少林寺，顺应明代广泛建立民兵组织的潮流，终于迎来了大发展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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